1965年3月10日，阴雨的上海显得格外压抑。市府二楼的走廊里，一位四十出头的女子双手抱着一只旧皮箱，鞋底已经被雨水打湿，却不肯挪动半步。她名叫吴雪亚，皮箱里装着厚厚三本日记和数张已发黄的照片。当秘书通知“曹市长可以接见”时，她深吸口气，推门而入。简短的寒暄后，曹荻秋看向来访者，摊开双手表示疑惑。吴雪亚只回了一句：“他是烈士，请给他一个身份。”这句话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尖利。
吴雪亚口中的“他”，正是16年前死于南京行刑场的周镐。相比照片上戴礼帽、着长风衣的挺拔身影，如今只能靠几行笔迹和几页电文来证明曾经的存在。出门前，吴雪亚反复斟酌，如果再迟一步，线索或许就被时间吞噬。然而她清楚，一旦材料通过核实，周镐将在历史的长卷里占据自己的位置。
翻阅周镐的履历，时间得从1910年说起。那一年，他出生在湖北罗田一个并不宽裕的农家，乳名治平。乡亲们常说，这孩子眼里有股狠劲。19岁那年，他只身来到武汉，考入黄埔分校。校场的汗水与枪声锻出一副硬骨头，也磨出对蒋氏“家天下”玩法的不满。政治测验时，他吐出“反蒋”二字，被学长当场记档。翌年春，学校以“思想偏激”将其除名。
学籍被撤，他并没有回乡，而是流落上海，加入十九路军。蔡廷锴麾下的部队讲究硬拼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，周镐在狙击线里第一次直面日军重炮。枪林弹雨中，他又一次体会到“救国先救民”的念头。然而闵行兵变失败后，他被旧日同窗指认，落入南京审讯室。从此开启了令他百感交集的特务生涯。
第一次被捕他慌了神，第二次却镇定得像局外人。原因很简单，审讯官是他的老同学。对方一句“要活命就进军统”让他意识到：活下来，才有机会做想做的事。于是1934年春，他挂上了军统的袖标。半年后，他因“反蒋旧案”再入看守所，又因戴笠庇护重获自由。流转之间，周镐发现：在特务机关，忠诚往往比才干值钱得多。
1941年大后方风声鹤唳，周镐被调往重庆督察室。小白楼里灯火彻夜不熄，情报报告堆成山。戴笠吩咐：“南京那边需要深扎一根钉子，你去。”周镐于是被送进汪伪政权，挂名军委会第六科少将科长。南京沦陷后的夜色压抑到窒息，但正因为黑，他能把更多东西悄悄运出。通过暗线，他把日机起降表、驻军兵力、仓储编号密报重庆。戴笠在批示里用了“可嘉”二字。那年他31岁，第一次尝到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翻云覆雨的快感。
就在南京的短波收发机忙得发烫的同时，他结识了一个比自己还大胆的人——徐楚光。徐是中共地下情报部门的核心成员，两人暗中联络，不仅互通有无，还数度以“倒卖车皮”为名，帮助新四军运盐运药。周镐心底那股“要为老百姓干点事”的火苗，被徐楚光重新点燃。1946年春，他正式递交入党申请，获批为中共“特别党员”。自此，军统档案里多了一个红色间谍。
从外人看来，周镐顺风顺水。当时没人知道，他给国民党呈上的每一份“忠诚报告”，几乎都已提前通过暗线送往我党情报部门；他身边那位“吴太太”，也不是寻常夫人，而是组织亲手安排的联络员。两人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公寓里，每天像普通夫妻一样买菜、煮粥、照看邻居小孩，转身却能把军统内部调动一字不漏地誊到密码纸上。
1948年冬，淮海战役进入焦灼。上级要求周镐策反刘汝明部。策反的筹码摆在桌面：政权即将更替，投诚便是活路。周镐多次往返徐州、蚌埠，却忽视了另一重危险——孙良诚同样想自保。12月20日，南京雨夜，他被孙、刘二人联名“托管”给保密局。次日清晨，他被塞进一辆黑色吉普，眼罩尚未摘下，就被押到雨花台北麓的小树林。
1月7日，蒋介石批示：“不法特务周镐，即刻处决。”于是没有审判，没有公示，一声枪响了结了他39年的奔波。更讽刺的是，当日军统内部仍在为“周少将下落不明”四处发电，而南京城外的解放军炮声已经能清晰传来。
南京解放不足两天，徐楚光在上海也因身份暴露遭暗杀。地下战线两名骨干先后殉难，却无墓可寻。周镐的原配李华初，这时正带着三个女儿躲在湖北罗田老宅，靠教私塾度日。乡人常问：“你丈夫跑台湾了吗？”她只是摇头：“不会，他若能活着，一定会回来。”
时间推到1965年。徐楚光牺牲17年，吴雪亚整整等了17年。那天在市府办公室，曹荻秋翻完日记，抬头问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？”吴雪亚把日记递过去：“请您看。”简短对话不过十几字，却像铁锤一样敲在市长案头。日记里有密写符号，与当年华东局保存的情报原件完全对应。交叉核对后，周镐“红色身份”终于坐实。
当年11月，民政部门发布文件：追认周镐为革命烈士，牺牲日期为1949年1月7日，地点南京雨花台。湖北罗田老宅收到通知书时，李华初已去世三个月。邻居说，老人临终前仍念叨“他该有好归宿”。三行公文，迟到16年，却为一段尘封往事画上句点。
周镐的名字随后被刻在雨花台烈士墙。对参观者而言，那只是陌生的四个字；对那些亲历者来说，却是一串沉甸甸的密码——特务、汉奸、卧底、烈士，时代让他尝尽四种身份，最后只留下一个称呼：周镐，烈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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